美国历史学者格里德尔,用事实剖析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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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7 19:28:22

自西方进行工业革命不久,英国于1793年派出马嘎尔尼伯爵、1816年派出阿美士勋爵,作为特使,向东方的大清帝国递呈外交国书,但乾隆父子,沉浸于天朝上国的甜梦中,把夜郎的精彩,再一次演绎在黄头发、白皮肤和蓝眼睛的异种人面前。他们的煊赫威势,确实得以了展示和满足,然而数十年后,西方人的鸦片和火药,使得他们接班人与后世子孙,一次次地濒临惶恐与遁逃的险境。

马嘎尔尼使团成员在热河朝见觐乾隆帝

久受儒家思想熏染的宗法政治社会,所传承圣王之道,经过宋明理学家的改进与断章取义,已非本来面目。先前孔孟民重君轻的理念,被彻底地转化为愚忠膜拜的蒙昧教条,也挟持封建中国渐次走近疯狂似的自毁境地,同时暗自滋生出向现代历程求生的几点光亮。美国学者费正清、史华慈曾花大量时间和经历研究中国,他们的弟子格里德尔(中文名贾祖麟)更是立于师尊的肩上,深层次地研究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的历史叙述,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中,理趣兼得地观照和审察中国现代化进程,努力诠释知识分子几经挣扎、不竭思索的心灵史。

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格里德尔并没有单一地摘取特殊时期作为背景,而是有目的地探讨传统儒家对中国人文观念、权力分配、君臣结构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合理而有必要的发掘。他对古代儒学、孔孟言论,近现代学者文论见解,了如指掌,信手拈来,没有停留在夸夸其谈而高屋建瓴的虚高点。同时,他极尽能事地借助西方观点,进行深入浅出、肯綮入里的对比研究,让读者不时在晓畅的文字中,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欢欣与慰藉。

五四运动时期印发的漫画和传单

我时常困惑于中国现代史的短暂,迷离士子对晚清变局、现代进化的作为。格里德尔对于中国现代的前沿时间,不是简单地定义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而是肇启于19世纪,较之于传统划分,推前了一个世纪。如没有充分的依据与史见,这是很难成立的,更难表现出真正的发生和事实,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循着他的文字不断深入,时而产生不少各种各样的异端的想象同期待。他的论述,没有禁锢在传统的理解中,有独特的思维,使我的想象与期待一步步得到明晰,使我看清了现代中国的真实面貌,看清了传统士子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化。

传统的士人,多半苦心研读孔仁孟义的八股文,他们要攀沿此道,或经世济民,或封妻荫子。虽从稻粱谋上观之,无可厚非,然就长远历史来叩问,近乎短视。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却因忠诚前朝,而遁隐田园山林,潜修思想,累积学问,貌似与满清仇恨不共戴天,实则所求学问增添了新式的启蒙色彩。此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民族主义的探索,对经验主义的学术研究,颇具新色,让零星来华的西人很有感触,甚为近代欧洲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的学习与讨论。有西方学者著文推广,欲从中国引进学者传教布道,把东方的儒生意识洒向西方的政治社会。在中世纪阴暗中辗转多时的西方世界,亟须一股清新空气,但他们断然不会想到,此时的中国已在停滞状态中,苟延残喘,临近崩坏。

虽然自清顺治开始,便有打破满汉僵局的想法,后来接替的历代君王,也陆续因袭,但各民族间等级制度、通婚状态与权力分派的现实,始终纠结汉家士子内心深处。随之八旗士气日益式微,统治者不得不寻求汉人力量。此为形势的使然,这是专制的无奈。就连受被阉割的基督学说影响的落第秀才洪秀全,也能乘隙作乱十余载,导致曾国藩们打着中兴旗帜,暂时挽救了早已残败的有清一朝。

是时伊始,士子如生逢其时,崭露头角。单就岳麓书院,便培养出了约一万七千多名士人学子,其中陶澍、魏源、贺长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谭延]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彻底结束了湖南古代人才稀少的局面。至此,接连不息、承传不断的人才群体,图强奋发,到嘉庆、道光年间湘系经世派崛起,形成了近代人才兴盛的局面,到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才更是达到鼎盛。缘何到了此时,仅湖湘一地,便接连涌现俊彦大才,不能不说是19世纪民众要造反与国运求中兴相互角力的产物。

办团练起家的儒家思想代表曾国藩,虽历尽屡败屡战,但从骨子里,还是士人风致。他通过与西人交往和较量,慢慢有了中体西用、兴办洋务的主张。其以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实践,著称于世,在外忧内患的情势下,坚决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思想,而不停留在购买西方器械的层面。他开办安庆机械所,派遣年轻人留洋深造,刊刻西人格致类书籍。他以中国传统哲学为基础,着眼于如何转变天朝上 国 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围绕深深困扰朝野上下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这个问题而逐渐深化,把中外关系建立在互相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

是时的中国士子,有如此的开阔视野和维新观念,这是中西较量、现代进化的激化与要求。他们是一群“睁眼看世界”的血性男儿,有不少冲破世俗观念走出国门,或推行变法试图倡行君主立宪,引入西洋社会政体、民风,意欲救国自强,而不断挣扎与经受痛苦。他们希望当政者能通过他们的“盛世危言”,认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看清中国的破落与保守,不再在西人几门大炮面前卑躬屈膝。晚清中国,进行过洋务运动,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装备了威威武武的海军,甚至派遣权贵出洋考察、亲王领衔新政改革,可事实上不过装模作样罢了,不做真正意义的、有识之士期待的举措。

康有为伪造的康有为、梁启超与光绪的合影

但是,康有为、梁启超们的幻梦,最终没有成真,他们的乌托邦思想只能坍毁于《大同书》中。后来的孙中山反清革命、青年学子赴日留学、达尔文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现代教育的兴起、民族主义的兴起,等等,影响一系列作为政治推动者的知识分子担待重任,在革命与改良的多番较量与不同追求中,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向极致。虽不久以后,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但知识分子的觉醒,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和基点。

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合影

一大批留学欧美、日本的有志青年纷纷归来了,有的走进了革命者的行列,有的完成了向思想者的蜕变。不论同行者中,有多少人参与了革命的自杀同暗杀的暴力行动,但周树人弃医从文批判国民劣根性、蔡元培在北大倡导自由学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掀起文学革命……他们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本色,旗帜鲜明地抨击与撕裂旧道德、旧文化、旧传统与旧体制,哪怕遭遇保守派刘师培、辜鸿铭们的中伤攻击、展开针锋相对的中西方文化论战,而他们自始自终地完善着政治参与者的知识分子角色,让新文化运动生发出最辉煌、最精彩的光亮。

当时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根本性质上的改革。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们,用独立创新、自由探索的思想和行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羡慕西方强国的美好,但没有像今天的明星大腕一般,弄一个外国国籍摆摆外籍华人的威风,而是殚精竭虑地思量民之富裕、国之强盛,带给全体民众自由、民主、法治的意识。在他们努力探索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时,共产主义马列学说的进入,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兴盛,多种无政府主义的传播,不同意识形态论争,导致知识分子有了不同的选择与坚持,陌生者志同道合,好朋友分道扬镳,留给了政权统治者、社会独裁者一个迫害与追杀的间隙,他们成为了一群不同程度上的政治受害者――李大钊被绞死了,鲁迅不得不变换笔名,朱自清活活饿死了,李公朴、闻一多倒在同胞的枪口下,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无可奈何地出走了。但他们个体生命上体现的国家使命,已在传统重围中勇敢杀出,抖掉了曾经的脆弱与扭曲,站成了后人研究现代中国、不可绕过的知识分子丰碑。

李大钊

格里德尔虽然是美国学者,但他长期思考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发展,撷取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专研独特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与心灵,透到他们思想观念的背后,写他们包涵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脾气性格、情感态度、偏激成见等在内的个体感受,使之具象化、丰满化,以史的识见、理的解释、情的笔墨,写出了他所掌握的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体验感知,以及理解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事实真相。他不惧怕不同意见的指责与批驳,而是坚持把真实的历史写进通俗的文字,让大家读懂、读明白中国现代史上的人性血污同政治暴力、灵魂救赎同精神挣扎。

单正平移译《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感念于格氏对王韬、徐继畲、张东荪、丁文江等知识先贤的理解,细致剖析百十年前社会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内乱与文化迷失等,意欲为今人找回一面镜子,使后世重温知识分子的使命、责任与担当,因为“在这个迷茫混乱的时代,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价值,仍然是值得每个读书人思考的大问题”。